西北花儿，以其五彩缤纷的靓丽，引起世人的关注。可惜在它早期的萌芽阶段和产生初期，限于历史的社会的世俗的多种因素的限制，很少留下文字记载。
   据甘肃学者王沛在《中国花儿曲令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说，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兵部尚书王竑辞官回家后，在家乡大夏河畔留下的诗作《柳岸薰风》中赞颂花儿音乐：“堤边杨柳郁如林，日日南风送好音。长养屡消三伏暑，咏歌曾入五弦琴。”王沛认为，“南风送”来的“好音”，正是优美的花儿旋律。如此说成立，则比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高洪的诗作《古鄯行吟》中所提及的花儿早了100多年。
  不少传统花儿中提及明代“十三省”。甘肃学者柯扬在论著《诗与歌的狂欢节》（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说：“洮岷花儿中唱到：‘松树林里虎丢盹，看见尕妹担的桶，人品压了十三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明初沿用元代的行省制，将元代的十一省增加为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包括现在的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三省。后又改称‘十三承宣布政司’，清康熙以后增为十八省，光绪时增至二十三省、四藩部。所以说，‘十三省’是明初的概念，是指的全国。说这首花儿产生于明代，看来是恰当的。”宁夏学者武宇林在《中国花儿通论》中认为，青海民研会1982年编印的《“少年”（花儿）论集》以及罗耀南《花儿词话》中搜集举例的 “十三省”花儿，皆属于此类。如此，花儿在明初，实际上就已唱红。
   青海学者赵宗福在《花儿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引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诗人高洪的《古鄯行吟》之二：“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这是是目前最早的有关花儿的确切记载，也是最早忠实记载西北民歌“花儿”称谓和漫花儿盛况的人，又比吴镇有关花儿的诗句推早了近200年。高洪，又作高弘，山西人，明代万历年间在河州任职主管教育。
  《我忆临洮好》，甘肃临洮人吴镇（1721—1797年）作，共10首，其中第9首“我忆临洮好，灵踪足胜游。石船藏水面，玉井泻峰头。多雨山皆润，长丰岁不愁。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此为甘肃张亚雄、慕少堂1936年12月3日在《松花道人赏识花儿》中所引。吴镇与诗人袁子才、蒋心余、赵瓯北同时，随园诗话亦盛称其作品。忆临洮10首，大概是游宦潇湘时所作。
《  甘肃竹枝词》，清代道光初年安徽桐城人叶礼漫游甘肃、青海一带时，作竹枝词8首，其中一首写道：“男捻羊毛女耕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见赵宗福《花儿通论》，此为“花儿”与“少年”称谓同时记载的最早诗作。
  《循化志》，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编修。据青海学者董绍宣和甘肃学者王沛分别查考，该志书记载了当时流行的花儿：“大力加牙壑里过来了，撒拉的艳姑哈见了；撒拉的艳姑是好艳姑，艳姑的脚大者坏了；脚大手大的不谈闲，走两步大路是干散。”
  《游松鸣岩》，近代陇右诗人张建作，“松鸣佳景出尘埃，一度登临一快哉。石磴疑从云际上，天桥浑向画中排。林藏虎豹深山古，路接羌戎绝径开。我亦龙华游胜会，牡丹听罢独徘徊。”这是甘肃学者柯扬从清黄陶庵纂《导河县志》中所查，柯扬在《花儿溯源》一文中认为“诗中‘牡丹听罢独徘徊’一句，明确指出所唱的是花儿。‘牡丹’一词，或是指‘白牡丹令’之类的令名，或是用牡丹作比喻，或是指《十二月牡丹》一类的专唱牡丹的花儿，三者必居其一。”
  《松鸣岩古风》，近代陇右诗人祁奎元作，其中“老僧新开浴佛会，八千游女唱牡丹”句，甘肃学者王沛《河州花儿》中引用并认为“唱牡丹也可能指唱花儿。”
  《花儿集抄》、《花儿探索》，分别是19世纪末邓华堂先生记录过的手抄本，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花儿研究，标志着“花儿”理论研究的兴起。可惜未出版就全部佚失了。
  《田家杂咏》，青海近代诗人基生兰作，其二“闻到田歌四起，清声雅韵悠扬。此是农家乐处，外人莫笑轻狂。”赵宗福《花儿通论》中说，诗中“田歌”即指花儿，根据诗人当时活动的地域范围，还可知指的是河湟花儿。
  《西宁道中》，陇右近代史志学家慕少堂作，其著作颇丰，尤以《甘青宁史略》著名。其中之一“荆布田家妇，含羞薄面皮。风流曲成调，一路唱花儿。”此是他于20世纪20年代来西宁途中所作。
《甘肃的歌谣－话儿》，地质学家袁复礼20年代初所写文章，连同他在地质勘查工余所搜集的“花儿”30首，发表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1925年第83期。这篇文章，由于搜集较早，当时把“花儿”误写成了“话儿”。 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第一个向全国介绍花儿的人。
《甘肃大通县风土调查录》（手抄本，存北京图书馆），1926年大通县知事聂守仁所撰。甘肃柯扬《花儿溯源》披露，其中记载了当地“俗尚简朴，山歌野曲，番汉相杂。”
  《中国歌谣》，朱自清1929年著。他是第一个把花儿写入专著，第一个把花儿引入大学课堂的人。朱自清在北京大学讲授“歌谣”时引用过袁复礼搜集的一首花儿：“焦赞孟良火葫芦，火化了穆柯寨了；错是我俩都错了，不是再不要怪了。”
《花儿集》，甘肃榆中学者张亚雄（1908——）著，15.3万字， 1931年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早年从事新闻和报业工作，解放后在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现为甘肃省民研会理事。他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对西北“花儿”的采集研究，1940年于重庆出版我国第一本花儿的专著《花儿集》，1948年、1986年分别在兰州、北京增订再版。分上、下两编，上编系统归纳了花儿的研究过程，涉及了花儿的源流、民风民俗、流传演变、文学与音乐、流派及结构等，下编分30个类别，精选了花儿627首，包括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大多为河湟花儿。他是第一个认为西北花儿分河湟花儿、洮岷花儿两大流派的人，也是第一个明确指出青海花儿“令”、“调”特殊，青海是花儿的家乡的人。据张亚雄回忆，他编著《花儿集》时，就求教于青海学者李文实和魏明章，两位青海学者为他提供了不少花儿唱词。其出版奠定了花儿理论系统研究的基础，标志着花儿研究时期的开始。
  《花儿集.校补叙言》，谢润甫（甘肃临洮人）为张亚雄校补其《花儿集》时所作，提出了《花儿集》是研究民情、民风、历史、方言文学等好多学术方面有用；内容真切无文人修饰；花儿是活诗经；准确注释洮岷花儿等。业内学者认为，其价值超过文字本身。
  《甘宁青史略》， 1936年兰州俊华印书馆印行，编纂者慕少堂首次将花儿编入其中。甘肃魏泉鸣《中国花儿学史纲》说，其中的《歌谣汇选》收入近百首民歌，内有花儿6首，他是第一个把花儿编入西北地方史的人。慕少堂，名寿祺，字子介，甘肃镇原人，民国元年任甘肃临时议会副议长，曾为甘肃省通志局副总纂、甘肃文史学院教授，著述颇多。
  《评论花儿的价值》，见慕少堂《甘青宁史略》副编《歌谣汇选》。序曰：“时有不速之客在寓顽小牌正在算胡，邻家做土工者又在房上漫花儿，一唱一和，音调酸楚动听，有时用比体以发端。余闻之喜曰：此好资料也！凑成四韵，聊以代评。”其诗：“世情大抵爱新奇，谱续霓裳更有谁？作戏逢场顽叶子，听人隔院唱花儿。来源远矣伊凉调，淫曲居然郑卫诗。毕竟其中多比兴，松崖评语正相宜。”赵宗福《花儿通论》认为，其文字介绍了收录花儿的原则标准，又叙述了写诗的背景，诗中推测花儿源于唐代伊凉曲、凉州曲等曲名，花儿和《诗经》中的“郑风”、“卫风”类似，正如吴镇“花儿饶比兴”之说。这些比一般演唱情景的描写，更深了一层，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
   1938年4月，王洛宾曾在六盘山下一个车马大店向循化撒拉族花儿歌手五朵梅搜集花儿，成为第一个用乐谱记录六盘山花儿的人。5月，王洛宾先后在兰州、西宁搜集、整理花儿曲令多达30多种，是当时记录花儿曲令乐谱最多的一个人。此外，他还在舞台上演唱花儿，成为当时第一个登上舞台演唱花儿的文人。他在“中国花儿学科史上创下了三个第一”（魏泉鸣《中国花儿学史纲》）。
  1939年9月，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导演的电影《民族万岁》在海晏县三角城金银滩拍摄。1938年11月到西宁回民中学任音乐教师的王洛宾（1913—1996年）与藏族千户同曲乎的养女萨耶卓玛姑娘同时应邀在《民族万岁》影片中扮演牧羊姑娘和其帮工的角色。在愉快的相处中，两人产生爱情，歌王王洛宾激情创作了后来被誉为东方音乐经典的著名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王洛宾又来到千户家达三月之久，和萨耶卓玛在一起，不仅创作了《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许多青海名曲，而且搜集了大量青海花儿，吸取了艺术营养，大大丰富了民歌素养。
《青海民间的情歌》一文，1939年西北晨钟社汇辑和介绍包括青海花儿在内的民间情歌，刊登在《西北晨钟》第1期。
《青海民歌》，1940年王洛宾在《新西北》5-6期上连载，介绍了当时流行的包括花儿在内的青海民歌。
《青海民歌的一斑》，钟世隆在《新西北》上发表的介绍文章。
   《四季歌》和《花儿与少年》。1942年3月，音乐家王云阶与夫人李青蕙从重庆来青从事音乐教育，王云阶被安排到昆仑中学教音乐，李青蕙在青海女子师范教音乐。在西宁听到王洛宾努力发掘青海民歌的事迹，深受感动。于是抓紧学习和记录青海民歌。并编辑《青海民国日报》的副刊《乐艺》，将广泛搜集的青海花儿和其它民歌，开辟“青海民歌专号”发表，主要有“尕马儿”、“山丹花开”、“白牡丹”、“水红花”、《四季歌》、《菜籽花儿黄》等。据王云阶在《生命狂想曲.乐章之一山丹花》中说，“《四季歌》原是青海民歌《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调，由当时在昆仑中学教国文的老师石蓉久（石殿峰）先生配词的。”“在《乐艺》副刊发表后，很快流传了。”《四季歌》流传开的当年，在西宁乐家湾兵营辅导春节社火演出节目的王洛宾、周宜逵等人，改编了一出民间社火歌舞节目，名叫《八大光棍》，伴唱以《四季歌》为主。《八大光棍》也推动了《四季歌》的流传（谢承华《青海民间文化风情》）。二十世纪40年代，《八大光棍》的确已成为青海社火的传统节目，得到当时亲自参加过该节目排练的人们的确认（罗耀南《莫把“花儿与少年”歌舞剧当做青海民歌》）。1956年冬天，为参加全国专业舞蹈汇演，陕西歌舞剧院组织当时在该剧院工作的朱仲禄，及作曲家吕冰、编舞家章新民，以青海民间小调和花儿旋律为素材，共同创作出了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期间，由朱仲禄提供了青海民间小调《蓝玉莲》、《四季歌》、《五更鼓》等原始素材，并根据需要，对歌词作了部分改动。定稿时，由朱仲禄建议给抒情歌舞起名《花儿与少年》（见2007年11月9日《西海都市报》罗成专访朱仲禄稿）。据《西海都市报》记者采访当时参与设计服装的国家一级美术师赵翔，他说：“当时朱仲禄负责唱腔和表演，我负责演员服饰。”在陕西及全国专业团体音乐舞蹈汇演中取得成功。在莫斯科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金奖。
  《青海的花儿》，长弓于1942年在《西北日报》发表，后有刻印本散见于民间。
  《山丹花》，青海花儿曲集，王云阶编著，1944年出版。1943—1944年，王云阶夫妇由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教务主任李抱忱介绍给青海省政府，在西宁学校教音乐。同时，搜集花儿及其曲谱，并在《青海民国日报》主编《乐艺》副刊，刊登他的中国音乐史稿及花儿曲谱，后汇集成册。
《临潭民歌》，陆泰安记录，刊登在1941年8月《新西北月刊》4卷6期。
《青海情歌》，寄鸿编辑，刊登在1941年《边事研究》13卷1、2期。
《青海民俗和民歌》，江源编著，刊登在1942年《西北论衡》10卷4期民俗专号。
《窑街花儿》，岳剑寒编著，刊登在1944年《旅行杂志》第18期上卷5。
《河洮纪行》，安徽六安人、近代著名学者高一涵作于1945年，赵宗福《花儿通论》录其九：“少年个个美髯髭，黑白平冠老将师。渡过康家崖畔水，野田处处唱花儿。”
《青海花儿新论》，萌竹（原名逯登泰，青海乐都人）著，刊登在1947年10月15日《西北通讯》第8期。1948年9月2日《和平日报》刊出《青海的山歌》，后有郝忠等手抄本遗存。他还写了叙事花儿《脚户哥》。
《关于西北民间文艺》，刊登在《新西北月刊》3卷5、6期合刊。
《民歌选》，1947年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编印，收入花儿。
《西北民歌》，于试玉、王文华合编，1949年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出版，收入花儿。
   迄 今为止发现早期在诗文中记载花儿的诗句，客观反映了明清以来花儿在西北传唱的盛况，可窥见花儿传承的历史轨迹和真实面貌。出现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第一次花儿研究热，是甘宁青1929年分省前后青海花儿研究的初始期。其特点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文人们对传承了500多年的西北花儿，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不屑观念，开始了空前的关注。先后出现了积极倡导、搜集、介绍和研究花儿的先驱，有张一悟、牙含章、张亚雄、谢润甫、李文实、魏明章、萌  竹、王亚森、王洛宾、丑辉瑛、罗  麟、王云阶、马济华、罗  伟、范长江、李  洽、杨质夫、于立亭、王俊卿、尹伯莱、陆泰安、寄  鸿、江  源、岳剑寒、王玉民、于式玉、王文华等。不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发表花儿，而且逐步谈到了“花儿”的曲调、流传、地域、唱家和风格；不仅有了零散的花儿传抄本，而且出现了张亚雄的第一部花儿研究专著。标志着早期 “花儿”研究热潮的出现，并为逐步走向系统化、理论化，作了开创性的工作。